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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控制后勤围点打援的妙计，只要能持续控制往来的商路，围也能将倭寇围死。实际上，临时拼凑的舰队效用卓著，的确钉住了倭国至关重要的武器贸易命脉，引发了幕府统治下难以应付的动荡。但这场卧龙凤雏的战争却一如即往的发挥稳定——在拦截了大半个月的后勤之后，受命指挥海战的戚元靖不得不调整策略，撤回舰队，预备一次大规模的决战。
这种变故倒不是因为战略上的失利，而纯粹是因为战术上的无能。为了准备海防，穆国公世子在京城郊外及天津大量的招募工人制造火器，不惜代价的炮制出了天量的火箭与火药。但即使是这样开销巨大的火器，也顶不住海战的消耗——驾驶战舰的水手们根本没有海上作战的经验，他们只会疯狂倾泻火药，依靠器物的优势博取胜利；于是胡乱扫射之下，浪费的火箭大大超过了估计，以至于连存货都不够用了。
以旁观海战的儒望的话讲，中方作战的思路，简直是“由一个萎缩的大脑指挥着肌肉强壮的四肢，只能胡乱的挥舞拳头”；只不过拳头太大也太有力，即使王八拳也足以捶死老师傅。
不过，这种捶法太过于浪费力气了，根本无法持续。如果搞切断外援的围困战，先耗尽的说不定是火箭的储备。所以，在长久的争论之后，戚元靖及俞志辅等人调整了策略，将手中的战船与物资集结起来，预备远渡重洋，直捣巢穴，消灭根本。
这是无可奈何的办法，被现实逼迫出的笨招。集结战船聚合战力，旌旗蔽空轴橹千里，简直要让人想起当日曹孟德在赤壁前立下的flag。不但毫无运筹帷幄之美感，也全然损失了葡萄牙战船灵敏便捷的种种优势，纯粹只是以强势压人而已。但初出茅庐的水手笨拙愚鲁，一切战术都难以布置，也就只能用这铁索连环的招数了。
而恰恰是在作出这个决策之后，这段历史上最大的分歧出现了。依照大安的官方史书，在商议大半个月后，四月二十二日，六部会同内阁发文，以极为严厉的措辞强力指责穆国公世子先前种种不法的举止，并命令三法司会审，勘定罪名。而徘徊于山东-天津的穆国公世子收到公文之后，表现得相当的惶恐而温顺；他对着公文郑重行礼，表示自己深刻的领悟到了朝廷赏善罚恶维护纲纪的用意，决心深刻反省自己以往的过错，绝不敢稍有忤逆云云；随后，世子自囚于山东登莱海郊某处废弃的寺庙之中，闭门静思己过，静静等候朝廷的处置。
——这是自《儒望日记》发现以来，流传了数百年的官方版本。而数百年来，穆氏那近乎软弱畏葸、事不关己的形象，亦由此版本所塑造。
但在《儒望日记》中，却又记载了事实的另外一个版本。儒望花费了大量的篇幅记录海战，并郑重指出，表面温顺听话、处处服从朝廷指示的世子根本没有遵守纪律；实际上，在所谓“闭门思过”的第二天，世子就悄悄溜出了寺庙，化名“穆七”，登上了整装待发的兴献皇帝号，随船直往东瀛，奔赴犁庭扫穴的决战。
“这是最紧要的战斗，必须押上一切。”世子在船上告诉儒望：“如果这一战失败，就算我在寺庙中忏悔到海枯石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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